最近，像很多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一样，美国企业百力通公司也因白领职员薪金的逐渐上涨而吃不消。经过在中国几十年扩张后，像百力通这样的外国雇主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他们相对缺乏那些既有经验又会说英文的工程师和经理人，且发现想要聘用并留住这些优质员工的成本愈发昂贵。在工厂，廉价劳动力似乎也不再是取之不尽的资源，这促使制造商考虑将工厂从中国富庶的沿海地区搬迁至更贫穷、更廉价的内陆地区。有些甚至将其多数劳动密集型业务搬迁至越南等其他国家。

   有分析人士指出，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放缓等因素导致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殆尽，劳动力成本优势渐行渐远，这是值得警惕的信号。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对我国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比较乐观。他在新德里召开的“中国与印度：持续的高质量增长”讨论会上表示：“我的观点是不要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更不要得出‘中国制造没戏了’的轻率结论。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丧失市场竞争力，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成为培育较高品质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在周其仁看来，虽然中国的人力成本在上升，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弥补其对企业竞争力的削弱，而且工资的提高也使民众的消费能力增强，这有助于经济的内生增长。

    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个前提成立，周其仁教授的判断当然不错。但恰恰在这个前提上，国内目前存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经济发展模式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但反观当前的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主要由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减速等供给因素导致，而同时在经济市场化改革踌躇不前的背景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十分有限。这使得人力成本上升对我国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在短期内难以抵消。

   中国经济的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要弥补人力成本上升造成的负面影响，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有前提的，一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不过要实现这个系统目标，需要时间；二是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这有赖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远远跟不上形势；三是市场制度和政府服务环境的改善，近年这方面的不足愈来愈突出；四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当前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抑制了金融资源的更有效配置。总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四个前提在短期内难以满足，我国企业成本激增的壁垒一时还难以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