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开始花钱而不是存钱，这比听起来困难得多。

这个国家把它一半以上的收入都存了起来，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储蓄率。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平均储蓄率为21%左右。让中国把更多的钱花出去，将对全球经济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当前高失业率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美国消费者的支出能力受到抑制的情况下。

中国的高储蓄率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仅家庭的银行存款在不断增加，企业的资金储备也日益丰厚。企业储蓄——基本上是未被用于投资或返还东的利润——大幅增长。据中国人民银行估计，2007年时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23%，明显高于10年前12%的水平。而在此期间，家庭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则一直维持在20%左右。

促使中国家庭存钱的财务压力可以通过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和降低教育成本来解决。但居高不下的企业储蓄则是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大部分企业储蓄来自于中国重新恢复了活力的国有企业，它们现在不仅盈利极高，而且在关键行业居主导地位。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把钱从这些势力强大的国有企业手中拿来交给消费者，将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应，而且表面上看也符合中国政府的社会主义原则。但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却存在困难:它威胁到大量企业的利益，甚至会动摇中国计划-市场混合型经济的理论基础。

中国政法大学一位学者说，表面上看，这是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它却是个非常政治化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帮助中国以快于西方国家的速度从此次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国有企业，而不是将它们吸干耗净。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经历一轮关闭潮后，中国国有企化中的少数实力强大者被政府赋予了中国经济领军的角色。中国目前有三大石油公司、三大电信公司以及两大电网公司，都是国有控股企业。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些公司的利润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长，其实力日益明显。上述公司都纷纷在北京修建豪华的总部大厦，员工的薪酬比私营企业平均高出82%。

中国政府从这些腰缠万贯的国有企业“揩油”的首次尝试并未取得成功。2008年，一项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的规定自颁布以来收效甚微，给政府带来的收入仅相当于GDP的0.2%。而且这笔钱大部分都被用来支援国有企业自身了，并未惠及消费者。

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民营部门发展专家张春霖说，国企经营管理人员在政策制定中是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国务院在实施这项改革方面一直非常谨慎。

学者和政府官员正在讨论修改这一分红政策。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给政府的分红应在目前相当于利润总额5%至10%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还有人敦促将这笔分红款纳入政府的总预算，将其用于社会保障项目，而不是变成国有企业的“招待费”。

许海外人士也认为，改革这一分红政策对于把中国经济转型为内需拉动的作用至关重要。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敦促中国让国有企业上缴更多资金，以增加居民的收入。这一共识有些出人意料，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未对企业储蓄给予太多关注。

甚至支持这种做法的人也不会乐观地认为相关改革会很快进行。对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政策的大幅改革有可能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机构内部引发抵触情绪。